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，人們沈湎於存在主意的自我探索中，對於未知的新世紀，存有迷惑難安的心理。哲學家尼采(Nietzsche, 1844-1900)宣稱「上帝已死」，認為上帝的存在，不過是人類逃避現實的一種心理慰藉；心理學家佛洛依德(Sigmund Freud, 1856-1939)則深入探尋人類思想、行為與潛意識間的微妙關係。種種對於理性的批判，使科學主導一切的立論產生動搖。就在這個人性複雜面被抽絲剝繭地剖析、心靈的空虛與無助被凸顯的世代，音樂家馬勒(Gustav Mahler, 1860-1911)誕生了。
波西米亞的猶太後裔
古斯塔夫．馬勒於一八六○年的七月七日，誕生於波西米亞的喀里希特(Kaliste)。父親伯恩哈德(Bernhard Mahler)是一位積極進取、自學成功的商人，母親瑪利亞(Marie Hermann)則是一位猶太富商的女兒。他們總共生了十四個小孩，馬勒排行第二，但是十四的孩子中只有六個長大成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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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年僅五歲的馬勒 |
在這六個兄弟姊妹中，馬勒最為年長。一心想出人頭地的伯恩哈德，在鄉下小鎮總覺得有志難伸，於是當一八六○年十月二十日法令通過猶太人可以任意遷徙居所時，他毅然收拾行囊，於十月二十二日帶著妻子與甫出生的馬勒來到了伊格勞(Iglau)。
在伊格勞落腳之後，伯恩哈德固執、暴躁的個性，在孩子陸續出生後所形成的經濟壓力及環境相對狹隘下，顯得更加乖戾，家庭的氣氛也因而日形鬱悶。不過，這種情況在經過伯恩哈德的努力改善後，日漸好轉，他所投資的白蘭地酒廠也經營的有聲有色。由於伯恩哈德亟思攀登上流社會階層，使汲汲營營地參與各項有利於自己聲望的活動，一八七七年，他成為該市市民合唱團的贊助人之一。
父親刻意栽培
馬勒幼時的家庭環境雖然不富裕，但父親卻注意到他的音樂天賦，並且刻意加以栽培。馬勒三歲時收到的第一份禮物便是一把小手風琴，為他製造了與音樂接觸的機會與機緣。那時馬勒經常在聽到普魯士軍隊的進行曲及起床號後，使用手風琴將旋律演奏出來。
四歲時，他到外祖父家小住，更意外地在閣樓上發現了一架古董鋼琴，個子矮小的馬勒，將手舉過頭頂伸到琴鍵上，沒幾分鐘就把曾用手風琴彈過的熟悉旋律彈了出來。外祖父聽到琴聲，訝異地爬上閣樓，看到小馬勒的專注神情時非常驚訝，於是決定將這架鋼琴送給外孫，幾天後，一輛拉乾草的車子把這個龐然大物拖到了伊格勞。
伯恩哈德房東的兒子海因利希．費雪(Heinrich Fischer)，亦即伊格勞市立合唱團的指揮，便建議伯恩哈德讓馬勒學習音樂。可是馬勒並不喜歡這個提議，因為他厭惡一切紀律的束縛。然而馬勒為了討媽媽的歡心，終於答應去上音樂課。柔弱的母親在專制的父親威權控制之下，難得開心，而馬勒開始上學卻是母親生活中一件快樂的事。
馬勒的第一位老師雅各布．斯拉德基(Jakob Sladky)是一位低音提琴手；後來又隨約翰尼斯．布羅許(Joannes Brosch)學鋼琴，海因利希．費雪還推薦了一些更具權威性的教師，如伊格勞歌劇院(Teatro d'opera di Iglau)的指揮法藍斯．維克多利(Franz Viktorin)。一八六八年之後，馬勒更隨文澤爾．普雷斯伯格(Wenzel Pressbrug，他也是舒伯特和布魯克納的老師)學習。
十歲那年，馬勒在伊格勞歌劇院舉行了一次難忘的音樂會，小小年紀卻有純熟的鋼琴演奏技巧，為父親帶來許多羨慕與讚嘆的眼光，父親因而更加疼愛這個小男孩。一八六九年，馬勒進入伊格勞市立中學就讀，成績並不突出，於是在一八七一年，父親將他送入布拉格中學就讀，夢想著這個孩子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。他讓馬勒住在富裕的猶太皮革商莫里斯．格倫菲爾德(Moriz Grunfeld)的家中，孰料他們把馬勒當作是出身寒微的窮親戚，使伯恩哈德不得不將馬勒接回伊格勞。
馬勒回到伊格勞中學就讀後，又舉行過好幾次音樂會，費雪還曾帶他到歌劇院欣賞音樂會和歌劇，可惜，這段安寧快樂的日子卻因弟弟恩斯特(Ernst Mahler)的死亡而結束了。這個打擊在馬勒成長的過程中，留下了深深的悲傷烙印，甚至影響到他的性格發展，以及後來的創作動機。
為了紀念這一切悲痛，馬勒便到朋友的農村家中渡假，在那兒他結識了古斯塔夫．施瓦芡(Gustav Schwarz)。施瓦芡聽了馬勒彈奏鋼琴之後，便建議他讓維也納音樂學院的鋼琴教授艾普斯坦(Epstein)聽一聽他的鋼琴演奏。
就學於維也納音樂學院
艾普斯坦聽了馬勒的演奏之後，對伯恩哈德說：「馬勒先生，您的兒子是一位天生的音樂家。」一八七五年九月十日，維也納音樂學院(Conservatorio di Vienna)正式錄取馬勒，艾普斯坦親自教授鋼琴；羅伯特．福克斯(Robert Fuchs)教他和聲；而法藍茲．克雷恩(Franz Krenn)則教馬勒作曲和對位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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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少年時期的馬勒(看起來超老的) |
在維也納音樂學院期間，馬勒結識了魯道夫．克雷札諾夫斯基(Rudolf Krzyzanowski)、安東．克里斯佩(Anton Krisper)、漢斯．羅特(Hans Rott)、雨果．沃爾夫(Hugo Wolf)以及艾德華與阿諾．羅森布隆(Edward & Arnold Rosenblum)等人，和他們維持了深厚的友誼關係。馬勒同時在維也納大學修哲學、歷史及音樂史，並結識布魯克納(Anton Bruckner, 1824-1896)。一八七六年的七月，馬勒結束了音樂學院的學業，在維也納以教授私人課程維生。
一八八○年，在一連串周遊於各劇院間但卻無法施展長才的挫折下，馬勒終於找到了第一份工作－－擔任小鎮哈爾(Hall)的音樂指揮。這個指揮的頭銜聽來不小，但是工作的內容卻相當瑣碎，甚至在演出的空檔時間，還要推著嬰兒車，帶劇院院長的女兒散步，忍受嬰兒的啼哭聲，而這份工作的薪水只不過三十個弗洛林而已。雖然馬勒在這份工作任內學到了不少知識，但卻不願長期忍受這種不受重視的情況，於是他又回到了維也納。
回到維也納之後的馬勒，情況更加窘困，他的「悲歎之歌」參加「貝多芬獎」比賽也慘遭落選，馬勒在那一年的聖誕節過的相當淒涼。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，他在路比加納(Ljubljana)的劇院謀得了樂隊指揮一職，但個樂團的水準較哈爾劇院更差，沒多久他又回到了維也納。
一八八三年一月，馬勒接獲奧姆茲(Olmutz)劇院經理邀請他擔任歌劇季樂隊指揮的信時，毫不猶豫地奔向車站，直奔奧姆茲，然而事實卻不如他預期中的順利。
抵達奧姆茲後，馬勒獲悉他將指揮前指揮凱澤(Emil Kaiser)改編過的曲子，但他從未見過這部歌劇的總譜，只好向新聞界宣稱，這部歌劇被凱澤修改的非常糟糕。不料此舉卻得罪了樂團及演員，連帶使得公演後評論界在報上隻字未提馬勒的名字。
音樂季結束之後，馬勒回到維也納，三月在普拉特(Prater)的卡爾劇院(Karl Theater)擔任奧雷斯特．賓博尼(Oreste Bimboni, 1846-1905)指揮的義大利歌劇季的合唱領班。藝術生涯開倒車的馬勒，此時卻有較多時間閱讀，舉凡易卜生、杜斯妥也夫斯基、尼采等人的作品，他都一一閱讀，埋下了之後在創作中探討人性的重要種子。
事業攀升漸入佳境
一八八三年九月，馬勒簽下了擔任卡賽爾(Kassel)劇院樂隊第二只揮和合唱指揮的兩年合約，並且於一八八四年一月在該劇院聆賞了漢斯．馮．畢羅(Hans von Bulow)的音樂會，馬勒深深為這位大師的才華所感動，曾要求畢羅收他為徒，可惜畢羅並未答應。
一八八四年十二月，馬勒分別寄出了三封自薦函給布拉格的安格洛．紐曼(Angelo Neumann)、漢堡的伯恩哈德．波里尼(Bernhard Pollini)，以及萊比錫的馬克斯．施坦格曼(Max Staegemann)，以取得聘任的機會。結果萊比錫方面有了回音，馬勒便自一八八六年七月開始，在萊比錫擔任尼基許(Arthur Nikisch)的助理。
在萊比錫，馬勒還結識了馬克斯．斯坦尼賽(Max Steinitzer)、佛斯特(Forster)、施佩德(Specht)、斯泰凡(Stefan)和華爾特(Walter)等人。一八八六年年底，馬勒在施坦格曼家中認識了卡爾．馮．韋伯(Karl von Weber)男爵，並且與男爵夫人發生複雜的三角戀情。後來因為與劇院導演阿貝特．郭登堡(Albert Goldberg)發生衝突而謀求他去。
一八八八年他轉任布達佩斯皇家歌劇院(Reale Teatro dell' Opera)的音樂總監，十分受到劇院負責人貝尼斯基(Franz von Beniczky)的喜愛；但一八九一年貝尼斯基不再領導皇家歌劇院之後，馬勒又遭到掣肘，於是只好再轉往漢堡歌劇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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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一幅描繪馬勒指揮的畫作 |
在漢堡歌劇院似乎開始好轉，他有幸與當時頗負盛名的布拉姆斯和畢羅接觸，指揮的技巧也逐漸受到社會的肯定；柴可夫斯基在聽了馬勒指揮的「尤根．奧尼金」之後，曾誇稱：「他不是平庸之輩，而是一個才華洋溢的人」。
指揮生涯的巔峰
一八九七年，馬勒再度回到維也納，獲聘為宮廷劇院的音樂總監，已經步入中年的馬勒不得不思考，自己是否應該穩定下來。
雖然身為猶太人的馬勒，在維也納期間遭受工作上的障礙，但他在維也納宮廷劇院十年的任內，仍將一蹶不振的劇院領導得縱橫活躍，重新受到維也納得重視與肯定，馬勒的知名度也因而揚名海外。在維也納的期間，馬勒也曾於1898-1901年擔任維也納愛樂管絃樂團(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)的首席指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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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正在指揮維也納愛樂的馬勒 |
一九○七年，他出任紐約大都會(Metropolitan)歌劇院的總指揮，更備受紐約樂評家的讚譽。一九○九年他又擔任紐約愛樂學會(New York Philharmonic Society)的指揮，當時大都會歌劇院董事會的淑女名媛對他頗多微詞。
在維也納呼風喚雨的馬勒，連皇帝都不敢對他有意見，現在卻必須忍受董事會對他的使喚擺佈。於是當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和紐約愛樂學會做完最後一場公開演出後，他便黯然離開紐約，回到維也納，終老於該地。
